Acceleration response test and damage analysis of dummy head under explosion shock wave
-
摘要: 为了研究爆炸冲击波作用下人体头部的加速度响应、建立加速度与爆炸冲击波超压的内在联系、评价基于加速度参数的头部损伤评估指标,利用标准人体参数的假人模型开展了多种TNT当量的空中静爆试验,获得了不同比例距离下模型头部的加速度时程曲线以及同距离处的自由场超压曲线。基于峰值线性加速度、头部损伤标准(head injury criterion, HIC)和头部撞击功率(head impact power, HIP)定量分析了头部损伤的风险等级,评价3种损伤评估指标在爆炸场景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结果显示,距爆心4.2 m处的假人头部加速度随TNT当量的增加而迅速增大,TNT质量在1~4 kg范围内,正对爆心方向峰值加速度由16.29g增大至70.11g;在本次试验工况下,3种评估指标预测轻度脑损伤(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TBI)风险最大依次为25%、10%和5%,其中HIP指标评估的头部轻度损伤风险偏低;当3种评估指标达到头部严重损伤阈值时,对应的峰值超压依次为0.322、0.300和0.332 MPa,其中HIC指标对应的峰值超压最低,表明其预测头部严重损伤的敏感性最强。Abstract: In military operations, terrorist attacks, accidents and other situations, blast injury has become the main mode of casualties, among which the proportion of blast-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bTBI)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ut the specific injury mechanism is still unclear. In order to obtain the acceleration response of human head under the action of explosion shock wave, establish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eleration and explosion shock wave overpressure, and evaluate the head injury evaluation criteria based on acceleration parameters, this study carried out the air static explosion test of various TNT equivalent spherical charges by using the dummy model with standard body level, on which the acceleration time history curves and the free field overpressure curves of the model head at different scaled distances were obtained. Based on peak linear acceleration, head injury criterion (HIC) and head impact power (HIP), the risk level of head injury was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and the applic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three injury assessment indexes were evaluated in the explosion sce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ummy head at 4.2 m from the detonation center increases rapid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NT equivalent. In the range from 1 to 4 kg TNT mass, the peak acceler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detonation increases from 16.29g to 70.11g. The peak acceleration in each direction is linear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ak overpressure.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the maximum risk of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TBI) predicted by the three evaluation indexes was 25%, 10%, and 5%, where HIP index evaluated the lower risk of mTBI. When the three evaluation indexes reached the threshold of severe head injury, the corresponding peak overpressure was 0.322, 0.300 and 0.332 MPa, respectively. The peak overpressure corresponding to the HIC index was the lowest, indicating that it had the strongest sensitivity to predict severe head injury.
-
Key words:
- explosion shock wave /
- acceleration response /
- head injury criterion /
- injury assessment
-
舰船抗水下爆炸冲击研究和设计非常重要。水下爆炸会使船体损伤和结构变形[1],并造成船载设备的损坏(如电子设备短路、断路或断裂、主轴的变形等[2])。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整船仍能保持良好的水密性,但也会因为设备的功能损伤而丧失战斗力[3]。研究设备对水下爆炸冲击的抵抗能力,最有效的研究手段是冲击试验,包括实船爆炸试验、冲击机试验以及浮动平台试验[4-8]。其中,实船爆炸试验是在战斗环境下验证舰船结构及其系统抗冲击能力的最佳途径,但费用高、对环境影响大、存在安全性风险;冲击机试验是利用撞击模拟设备冲击环境,一般适用于小型设备,且载荷形式较单一;浮动冲击平台是模拟舰船爆炸试验,通常在水池或水库中开展,设备的安装形式可与舰上保持一致,设备适用范围广,但是受水池承受TNT当量限制(通常TNT当量为几千克到几十千克),冲击强度较低,较难达到真实的战时冲击环境。
战争环境下的水下爆炸TNT当量可达吨级,按照水下爆炸实验相似准则[9],在一次冲击波相似律条件下(相同的W1/3/R,其中W为装药量,R为到装药中心的距离),模型实验采用小当量爆炸虽然能够保证入射冲击波的峰值压力与战争环境下的保持一致,但冲击波持续时间ts却小了约一个量级(图1(a))。而如果按照冲击因子(W1/2/R)等效,则模型实验冲击波持续时间ts增加有限,峰值压力也变为战争环境下峰值压力的数倍(图1(b))。更重要的是,要求实验中受冲击的设备完全按照几何缩比也基本不太可能。因此,从实用和高效角度出发,发展能够与真实战争环境水下爆炸冲击波载荷等效的实验方法非常必要。
冲击波是爆炸能量输出的主要形式,影响冲击波传播的因素可分为外因和内因,外因是炸药所处的环境,如爆深[10]、介质界面等,内因则是装药本身的性质,如爆轰性能、约束条件、起爆位置和装药形状。在使用环境和炸药类型确定的情况下,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起爆位置和装药形状,这方面已有一些研究。Cole[11]通过实验得到,对于一端起爆的长径比约15的线形药包,在距离6.1 m处观测到药包周围的压力-时间曲线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在30.5~150 m处依然显著。Hammond[12]发现圆柱装药的近场冲击波压力特征与球形装药的有明显区别,主要体现在冲击波压力的幅值和持续时间方面。Sternberg[13]计算验证了圆柱形装药水下爆炸存在非均匀的能量输出结构。赵继波等[14]采用扫描相机测得了柱形装药水中爆炸轴向的近场冲击波压力衰减规律。李金河等[15]通过冲击波压力测量,发现起爆方式对炸药水中爆炸初始及近场冲击波峰值压力的衰减有重要影响。王长利等[16]对聚能装药水下爆炸近区压力分布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水中近场冲击波具有较强的不均匀性,射流对正向冲击波有增强作用。Zhang等[17-18]和黄超等[19]采用有限元法与边界元法或光滑粒子流体动力学(smooth particle hydrodynamics,SPH)方法相结合的耦合策略,建立真实装药爆炸模型,研究了初始装药形状和起爆方式对水下爆炸过程的影响,揭示了装药形状对气泡运动的影响机制。Zhang等[20]采用SPH方法研究了成形装药水下爆炸冲击波的传输特性,发现装药轴向与径向冲击波的峰值压力存在显著差异。Huang等[21]基于实验和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细长装药水下爆炸冲击波传播和气泡运动过程,得到了装药长径比对冲击波方向性和气泡运动的影响规律。徐维铮等[22]建立了锥形长药柱水下爆炸冲击波压力的计算方法,得到了长脉宽冲击波的分布规律。上述研究表明,通过起爆位置和装药形状对水下爆炸冲击波进行调控是可行的。
本文中基于细长装药技术和优化设计,设计一种在小当量装药条件下形成与真实战斗环境等效的水下爆炸冲击波实验方法,然后基于经过实验验证的冲击波模拟软件,对设计的装药方案进行计算验证,并对长药柱的水下爆炸能量输出规律进行分析。
1. 冲击波压力调控方法
小当量水下爆炸冲击波与战争环境大当量水下爆炸冲击波的差异,主要在于前者的压力持续时间较后者的短得多,而我们希望通过装药结构的设计,在小当量条件下实现与大当量等效的冲击波压力波形。对细长装药水下爆炸冲击波的研究结果可知,在起爆端一侧冲击波压力的持续时间显著增长,且持续时间的长短主要由装药长度决定。如图2所示,当装药从一端起爆后,爆轰波沿着装药轴向传播的同时,其后方的高温高压产物迅速膨胀,在水中形成冲击波向四周传播。基于简单波理论,如果将装药离散成不同的分段结构,那么随着爆轰波的传播,不同分段的装药相继被引爆,会在水中形成复杂的冲击波传播特征线,后形成的冲击波将在先形成的冲击波后面传播,由于其波阵面前的水已经处于被压缩的状态,导致这部分冲击波的传播速度更高,对前面的冲击波形成追赶。Cole[11]曾经注意到线形装药的水下爆炸实验中经常看到多峰或多波头的现象,其本质就是不同部位装药爆炸冲击波追赶形成的叠加效果。在这样的机制下,细长装药轴向的冲击波会由于叠加效应被加强,主要表现为冲击波波形的变化和持续时间的增加。
因此,可以通过调整装药长度,使冲击波的持续时间与战争环境大当量水下爆炸冲击波的持续时间趋于一致。此外,对于细长装药结构,从直径小的一端起爆,在起爆端一侧的冲击波峰值压力是显著降低的,如果改为从装药直径大的一端起爆,可以在不影响冲击波持续时间的基础上,提高起爆端一侧冲击波的压力。这样形成的装药设计方案如图3所示,考虑加工生产的便利性,选用锥形细长装药结构,采用铸装TNT,在起爆端一侧形成与战争环境大当量水下爆炸等效的冲击波。在装药材料确定的情况下,冲击波压力由4个参数共同确定:装药长度l、直径d1和d2、测点距离R。
上述4个参数中,装药长度l可根据冲击波持续时间等效的需求预先选取,其余3个设计变量的确定可转化为参数优化问题,通过建立最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来计算。
首先,采用水下爆炸冲击波经验公式描述战争环境下大当量水下爆炸冲击波的压力-时间曲线,作为目标函数:
pT(t,R)=pme−t/ts (1) 式中:
pm=k1(W1/133/W1/133RR)α1 为峰值压力,ts=k2W1/133(W1/133/W1/133RR)α2 为冲击波持续时间常数,W为装药量,R为到装药中心的距离,k 和α 为与炸药有关的常数。一般炸药爆轰的压力为10 GPa量级,在水中形成的初始冲击波压力约为吉帕量级,对于这种强度不大的弱冲击波,其穿过介质时黎曼不变量基本保持不变,可采用简单波的连续过渡替代冲击波的不连续过渡。因此,可以采用声学近似(acoustic approximation)方法计算细长装药的水下爆炸冲击波压力:以装药中心为原点,把装药沿着轴向分为N小段,每段炸药视为单独的装药,基于Wilkins燃烧分数模型对细长装药采用时序爆轰模型进行控制,将第1~N分段装药的冲击波压力进行叠加,同时对冲击波传播相互作用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修正,进而计算流场中指定位置处的冲击波压力[22]。这样,得到细长装药水下爆炸冲击波压力的设计变量函数为:
pD(t,R)=N∑i=1Aipm,i(0.8251e−1.338tBtsi+0.1749e−0.1805tBtsi) (2) 式中:pm,i、tsi为第i个分段装药的峰值压力和时间常数;Ai为峰值压力pm的修正系数,取Ai = 0.5t1/ti,ti为第i段装药的冲击波到达测点经历的时间,这样每个修正系数是不同的,主要考虑了测点相对位置的影响,即不同分段装药的冲击波到达叠加点的过程存在差异,第i段装药到达测点的冲击波会受到第1~i−1段装药到达测点的冲击波的影响;B为时间常数ts的修正系数,对于文中的装药结构,B取0.5。
从形式上看,目标函数式(1)中的自变量为时间t和距离R,式(2)的设计变量函数中除了时间t和距离R之外,还有装药的直径d1和d2、长度l,可以将上述最优化问题转化为约束函数:
F(t,R,d1,d2,l)=min(|pT(t,R)−pD(t,R,d1,d2,l)|)→0 (3) 求解式(3)的目标是确定细长装药的几何参数(直径、长度)和冲击波压力测点的位置,从而得到与战争环境大当量水下爆炸冲击波最接近的压力-时间曲线。在采用式(3)进行参数设计时,首先应选取设计冲击波与原型冲击波需要等效的时间范围(如时间常数ts的1倍或者更长),这样就可以确定装药的长度l,因为细长装药冲击波压力的持续时间可由装药长度确定;然后按照装药爆轰的临界直径给定一个d2的初始值;最后选定一个合适的距离R,采用牛顿法经过几次迭代试算,就能够快速确定参数d1,而不需要使用复杂的优化算法。
此外,为了减少变量的数量和取值范围,可以进一步加入以下条件约束:
{d1>d2≥dcrR>nRbm (4) 式中:dcr为装药的临界直径,装药直径必须不小于临界直径,才能使爆轰能够定常传播而不失效[23];Rbm为气泡最大半径;n为安全系数,可根据经验确定。
与冲击波相比,气泡脉动压力的幅值通常要低1个量级,气泡脉动主要对结构和设备造成低频冲击响应,而其持续时间则要比冲击波的持续时间高约1个量级,气泡脉动更容易引起船体的低频振动[24]。王志凯等[25]研究发现,冲击波是影响浮动冲击平台冲击环境的主要因素,由于气泡载荷的低频特性,气泡脉动对浮动冲击平台的直接冲击作用只会小幅度增加浮动冲击平台冲击环境的谱速度值、谱位移值,对谱加速度值几乎无影响。当水下爆炸在结构附近形成气泡时,由于Bjerknes力的作用可能形成指向结构物的射流[26]。为了不影响实验效果,设置安全系数n,以确保实验中气泡坍塌不会形成指向结构物的射流,可根据Blake准则确定[27]。结构物对气泡作用的强弱以零开尔文冲量线为分界线,在分界线上方Bjerknes力较弱,不会形成指向结构物的射流:
δλ>0.442 (5) 式中:
δ=(ρwgRbm/Δp)1/2 为表示浮力影响的参数,其中ρw 为水的密度,Δp 为爆心位置的静水压力;λ = R/Rbm 为表示边界对气泡影响的参数。2. 数值模拟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验证上述设计方法的有效性,并结合实验数据验证软件模拟的置信度。
2.1 数值模拟方法
基于国产自主并行自适应结构网格支撑平台(JASMIN)开发了冲击波传输模拟软件。对于水下爆炸冲击波的传输,采用Euler控制方程求解流场:
∂∂t[ρρuρvρwρe]+∂∂x[ρuρu2+pρvuρwu(ρe+p)u]+∂∂y[ρvρuvρv2+pρwv(ρe+p)v]+∂∂z[ρwρuwρvwρw2+p(ρe+p)w]=[00000] (6) 式中:ρ为密度,u、v、w为x、y、z方向的速度,p为压力,e为比内能。
水介质的状态方程采用Tait方程:
p=Bw(ρwρw0)γ−Bw+Aw (7) e=Bwρwγ−1(γ−1)ργw0+Bw+Awρw (8) 式中:γ、Aw和Bw为Tait状态方程的拟合系数,对于水可取γ = 7.15、Aw = 0.1 MPa、Bw = 331 MPa,ρw为水的密度,下标“0”表示初始状态。
爆轰产物为气体时,使用JWL状态方程计算产物中的压力:
p=Ae(1−ϖρeR1ρe0)e−R1ρe0ρe+Be(1−ϖρeR2ρe0)e−R2ρe0ρe+ϖρee (9) 式中:ρe为炸药的密度,Ae、Be、R1、R2和ϖ为JWL状态方程中高、中、低3段压力分别对应的拟合系数。对于TNT可取:Ae = 373.8 GPa、Be = 2.747 GPa、R1 = 4.15、R2 = 0.9、ϖ = 0.3、ρe0 = 1630 kg/m3。
在真实环境中,水中压力呈现非均匀分布,存在着压力梯度分布,假设水的密度不变,采用如下形式给出静水压分布:
ph=ρwgh+p0 (10) 式中:p0、g和h分别为大气压、重力加速度和水深。
按照N-S(Navier-Stokes)方程构件接口实现方程基本场的初始化,支持2维和3维问题模拟。边界条件和离散格式通过输入文件配置,采用有限体积离散格式,MUSCL2阶重构算法求解,数值通量选取为HLLC。
2.2 置信度验证
通过实验考察软件模拟水中冲击波传输的置信度。实验在直径48 m、深23 m的大型爆炸水池中开展。采用TNT装药,锥形圆台结构,装药长2 m,左右两端的直径分别为35.9、71.8 mm,装药质量7.5 kg,密度1580 kg/m3。传爆药柱采用JH-14,TNT当量24 g,传爆药中心预留雷管安装孔,通过电雷管从端部起爆装药,这样有助于分析起爆位置和装药形状逐渐变化对水下爆炸能量输出规律的影响。采用PCB-138A压力传感器记录冲击波的压力信号,如图4(a)所示,以装药中心为原点,传感器P1~P5分别布置在180°、135°、90°、45°和0°方位,距离装药中心4、6或6.5 m的位置,记录不同方向上、不同距离处的冲击波压力时间历程。
测试系统由起爆台、同步机、示波器、适调仪、压力传感器和终端组成,如图4(b)所示。测试系统由同步机主控,其输出的同步信号同时触发起爆台、记录压力信号的示波器,实验后将示波器测量到的数据保存到终端。
在正式实验前,采用8 kg标准TNT药球进行水中爆炸预备实验,动态标定测试系统中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预备实验结果表明,测试系统的测试精度控制在5%以内。此外还开展了一发重复性实验,在相同工况下,两发实验测得的冲击波压力曲线基本重合,最大偏差不超过3%,如图5所示。
数值模拟的计算模型参照实验的布置建模,考虑到问题的对称性,采用轴对称模型,计算域选为
∅ 8 m×16 m,经网格敏感性和收敛性测试,网格尺寸取10 mm可兼顾计算的精度和效率。装药置于流场中心,起爆端位于180°方位。数值模拟计算与实验“背靠背”进行,一方面可以为实验测试提供预估,另一方面也确保了软件置信度验证的客观性。图6中给出了数值模拟与实验的冲击波压力-时间曲线对比。可以看到,对于长药柱周围不同方位的冲击波压力,数值模拟得到的曲线形状、变化趋势、幅值均与实验测量结果定量可比。个别测点(如P3和P4)处的冲击波到达时间略有滞后,这应该是由于传感器在水下安装的位置存在一定偏差,相应的冲击波峰值压力较数值模拟结果的略低,这也符合冲击波的传输衰减规律。冲击波到达时间ta、峰值压力pm、持续时间ts和冲量I的定量对比见表1,大部分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的绝对误差在10%以下。总体上看,数值模拟结果较好地反映了长药柱水下爆炸周围冲击波的压力分布特征。
表 1 冲击波关键特征量定量对比Table 1.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shock wave parameters测点 ta/ms 误差/% pm/MPa 误差/% ts/ms 误差/% I/(Pa·s) 误差/% 模拟 实验 模拟 实验 模拟 实验 模拟 实验 P1 1.88 1.99 5.50 1.66 5.63 23.4 1.66 1.65 0.60 4473 4890 8.5 P2 3.48 3.52 1.10 1.18 3.82 3.7 1.18 1.20 1.70 3321 3714 10.6 P3 2.44 2.61 6.50 0.32 22.10 24.4 0.32 0.33 3.00 5230 5367 2.6 P4 3.63 3.76 3.50 0.58 9.33 10.4 0.58 0.60 3.30 3687 3210 14.9 P5 3.75 3.87 3.10 0.97 7.42 6.6 0.97 1.07 9.30 3740 3773 0.9 平均值 3.90 13.7 3.60 7.5 此外可以看到,对于长径比很大的装药结构,除了冲击波的超压峰值、持续时间呈现出方向性特征之外,其周围流场中的冲量也具有非均匀性的特点,在装药的侧面最高,其他方位则明显较低。这主要是由于装药完成爆轰的时间已经达到了毫秒量级,不能再按照瞬时爆轰模型进行简化。装药形状和起爆方式对水下爆炸压力分布的影响主要在近场,装药在不同部位的爆轰时间和产生的压力均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性在一端起爆的细长形结构装药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装药周围流场中的任一点的冲击波压力持续时间近似等于最后到达的冲击波与最先到达的冲击波的时间差,即冲击波的脉宽主要与炸药的爆速和冲击波在水中的传播速度有关,冲击波的压力在这段时间内存在多波头叠加效应。随着爆轰波的传播,在水中形成的冲击波将在起爆端一侧已经被压缩的水中传播,这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有必要结合数值模拟结果进一步分析装药形状对水下爆炸能量输出的影响。
2.3 水下爆炸能量输出规律
基于数值模拟结果,并结合实验数据,可以进一步分析细长装药的水下爆炸能量输出规律。图7为长药柱水下爆炸冲击波传输过程中,不同时刻压力分布的数值模拟结果(布局参照图4)。可以看到,在装药两端,冲击波的压力分布有拉宽的现象,即冲击波的持续时间增加,而在装药侧面冲击波的压力区域则较为集中,压力也更高。这些现象表明,起爆位置和装药形状对水下爆炸冲击波的影响是显著的。
从数值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水下爆炸能量输出结构与起爆位置和装药形状有关。长药柱从左端起爆后,爆轰波沿着装药轴向以炸药爆速传播,在这个过程中装药各部分被依次引爆并在周围流场中形成冲击波,对于不同方位的测点,装药各部分的爆炸冲击波都将形成叠加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通过几何近似可以对冲击波压力持续时间进行估算。按照图4的布局,对流场中的某一固定测点,最先到达冲击波与最后到达冲击波的时间差,近似等于该测点处冲击波的持续时间:
ts=|lD+l2c−l1c| (11) 式中:l1为装药起爆端与测点间的距离,l2为装药另一端与测点间的距离,c为水中冲击波速度,D为炸药爆速。
计算的冲击波持续时间与数值模拟和实验结果对比见表2,冲击波持续时间在装药180°方位最长,在90°方位最短,在0°方位介于前两者之间,近似计算的冲击波压力持续时间与实验和数值模拟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在炸药爆速和冲击波速度一定的情况下,冲击波压力的持续时间由测点位置和装药长度两个因素共同决定。
表 2 冲击波持续时间对比Table 2. Comparison of shock wave duration测点 方位/(°) ts/ms 模拟 实验 式(11) P1 180 1.66 1.65 1.62 P3 90 0.32 0.33 0.29 P5 0 0.97 1.07 1.04 式(11)可作为第1节中冲击波压力调控方法中约束函数的一个重要约束,用于4个优化参数中装药长度l的确定。当选取好需要等效的冲击波持续时间范围后,即可计算出装药的长度。
3. 调控方法的设计验证
以TNT当量W = 1000 kg、爆距R = 100 m的水下爆炸冲击波压力曲线作为原型,按照第1节中建立的冲击波压力调控方法,设计与该原型等效的冲击波压力调控方案,然后采用数值模拟对设计的方案进行验证。
针对原型冲击波设计了2种冲击波压力调控方案,具体参数见表3。冲击波的等效时间te取为1.53,3.06 ms,分别对应于原型冲击波持续时间ts的1倍和2倍,用于证明冲击波压力不仅可控,而且可调。
表 3 水下爆炸冲击波压力调控方案Table 3. Control design schemes of underwater explosion shock wave pressure调控方案 材料 ρ/(kg·m−3) te/ms l/mm d1/mm d2/mm W/kg R/m 1 TNT 1580 1.53 (ts) 1900 60 30 5.0 6.5 2 TNT 1580 3.06 (2ts) 3800 50 25 6.9 7.0 图8中给出了装药起爆端一侧两种装药方案的冲击波与原型冲击波的压力曲线对比。按照设计的调控方案,只需要几千克TNT当量的装药,就能在局部方向形成与原型冲击波匹配的压力波形。原型冲击波的持续时间ts=1.53 ms,根据优化设计的结果,除了峰值压力之外,装药方案1的冲击波压力在0~ts范围内与原型冲击波吻合良好,装药方案2的冲击波压力在0~2ts范围内与原型冲击波吻合良好。这样就可以通过细长装药起爆方式和装药结构的调控,实现小当量装药冲击波压力与原型大当量水下爆炸冲击波等效的目标。
采用软件对上述设计方案进行数值模拟验证,计算模型的网格和材料参数与2.2节中保持一致。图9中给出了两种装药方案冲击波压力的数值模拟结果与原型冲击波压力曲线的对比。可以看到,根据数值模拟结果,装药方案1的冲击波压力在0~ts范围内与原型冲击波基本吻合,装药方案2的冲击波压力在0~2ts范围内与原型冲击波基本吻合。这说明本文中建立的水下爆炸冲击波压力调控方法是可行的,依据该方法所设计的装药方案,能够根据需要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实现对大当量水下爆炸冲击波压力的等效。
4. 结 论
建立了一种可用于水下爆炸冲击环境实验的冲击波压力调控方法,并通过了国产自主冲击波数值模拟软件的验证,研究了长药柱水下爆炸能量输出规律,得到以下结论:
(1) 起爆位置和装药形状对水下爆炸冲击波的影响是显著的,在炸药爆速和流体介质一定的条件下,长药柱水下爆炸冲击波压力的持续时间由测点位置和装药长度两个因素共同决定,可通过几何近似计算确定;
(2) 基于细长装药结构建立的水下爆炸冲击波压力调控方法,能够根据需要形成与真实战斗环境等效的水下爆炸冲击波,为舰船结构及设备抗水下爆炸冲击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实验方法;
(3) 本文中建立的水下爆炸冲击波压力调控方法只考虑了对冲击波载荷的等效,没有考虑气泡载荷的等效,因此适用于冲击波占主导的冲击环境问题。
-
表 1 试验工况
Table 1. Test conditions
试验编号 TNT质量/
kg测试距离/
m比例距离/
(m∙kg−1/3)理论超压/
MPa1#,4# 1 4.2 4.20 0.045 2#,7# 2 4.2 3.33 0.068 3#,5# 3 4.2 2.91 0.089 6#,8# 4 4.2 2.65 0.108 表 2 不同工况下各损伤评估指标的特征值
Table 2.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injury assessment indii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试验编号 TNT质量/kg 比例距离/(m∙kg−1/3) 峰值超压/MPa am/g γ15 ηm/kW 1# 1 4.20 0.0486 22.77 4.66 1.30 2# 2 3.33 0.0693 39.70 28.30 2.60 3# 3 2.91 0.0984 58.68 45.92 3.97 4# 1 4.20 0.0443 22.51 6.81 0.91 5# 3 2.91 0.0956 64.62 51.14 4.35 6# 4 2.65 0.1161 71.41 81.46 6.26 7# 2 3.33 0.0775 38.54 23.98 2.50 8# 4 2.65 0.1199 61.77 57.53 5.27 -
[1] 柳占立, 杜智博, 张家瑞, 等. 颅脑爆炸伤致伤机制及防护研究进展 [J]. 爆炸与冲击, 2022, 42(4): 041101. DOI: 10.11883/bzycj-2021-0053.LIU Z L, DU Z B, ZHANG J R, et al. Progress in the mechanism and protection of blast-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J]. Explosion and Shock Waves, 2022, 42(4): 041101. DOI: 10.11883/bzycj-2021-0053. [2] KEMPURAJ D, MOHAN R R. Blast injury: impact to the cornea [J]. Experimental Eye Research, 2024, 244: 109915. DOI: 10.1016/j.exer.2024.109915. [3] DEBENHAM L, KHAN N, NOUHAN B,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otologic injuries sustained in civilian terrorist explosions [J]. European Archives of Oto-Rhino-Laryngology, 2024, 281(5): 2223–2233. DOI: 10.1007/s00405-023-08393-z. [4] 康越, 马天, 黄献聪, 等. 颅脑爆炸伤数值模拟研究进展: 建模、力学机制及防护 [J]. 爆炸与冲击, 2023, 43(6): 061101. DOI: 10.11883/bzycj-2022-0521.KANG Y, MA T, HUANG X C, et al. Advances i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blast-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odeling, mechanical mechanism and protection [J]. Explosion and Shock Waves, 2023, 43(6): 061101. DOI: 10.11883/bzycj-2022-0521. [5] ROSENFELD J V, MCFARLANE A C, BRAGGE P, et al. Blast-relat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J]. The Lancet Neurology, 2013, 12(9): 882–893. DOI: 10.1016/S1474-4422(13)70161-3. [6] 蔡志华, 贺葳, 汪剑辉, 等. 爆炸波致颅脑损伤力学机制与防护综述 [J]. 兵工学报, 2022, 43(2): 467–480. DOI: 10.3969/j.issn.1000-1093.2020.02.025.CAI Z H, HE W, HUANG J H, et al. Review on mechanical mechanism of blast-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protection technology [J]. Acta Armamentarii, 2022, 43(02): 467–480. DOI: 10.3969/j.issn.1000-1093.2020.02.025. [7]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A chronology of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for 2004 [M]. Washington: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2005. [8] 崔蔚. 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与启示 [J]. 消防科学与技术, 2020, 39(4): 570–575. DOI: 10.3969/j.issn.1009-0029.2020.04.039.CUI W. Investigation and inspiration of 3·21 particularly serious explosion in Xiangshui, Jiangsu [J]. Fi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39(4): 570–575. DOI: 10.3969/j.issn.1009-0029.2020.04.039. [9] TAYLOR P A, LUDWIGSEN J S, FORD C C. Investigation of blast-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J]. Brain Injury, 2014, 28(7): 879–895. DOI: 10.3109/02699052.2014.888478. [10] 赵辉, 朱峰. 原发性颅脑冲击伤的生物力学机制 [J]. 创伤外科杂志, 2016, 18(6): 375–378. DOI: 10.3969/j.issn.1009-4237.2016.06.017.ZHAO H, ZHU F. The biomechanical mechanism of primary blast brain injury [J]. Journal of Traumatic Surgery, 2016, 18(6): 375–378. DOI: 10.3969/j.issn.1009-4237.2016.06.017. [11] MOSS W C, KING M J, BLACKMAN E G. Skull flexure from blast waves: a mechanism for brain injury with implications for helmet design [J].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009, 103(10): 108702. DOI: 10.1103/PhysRevLett.103.108702. [12] LI Z J, DU Z B, YOU X C, et al. Numerical study on dynamic mechanism of brain volume and shear deformation under blast loading [J]. Acta Mechanica Sinica, 2019, 35(5): 1104–1119. DOI: 10.1007/s10409-019-00875-w. [13] GOELLER J, WARDLAW A, TREICHLER D, et al. Investigation of cavitation as a possible damage mechanism in blast-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J]. Journal of Neurotrauma, 2012, 29(10): 1970–1981. DOI: 10.1089/neu.2011.2224. [14] YU X C, WU T C, NGUYEN T T N, et al. Investigation of blast-induced cerebrospinal fluid cavitation: insights from a simplified head surrogat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act Engineering, 2022, 162: 104146. DOI: 10.1016/j.ijimpeng.2021.104146. [15] CHEN Y, HUANG W. Non-impact, blast-induced mild TBI and PTSD: concepts and caveats [J]. Brain Injury, 2011, 25(7/8): 641–650. DOI: 10.3109/02699052.2011.580313. [16] GULLOTTI D M, BEAMER M, PANZER M B, et al. Significant head accelerations can influence immediate neurological impairments in a murine model of blast-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J]. Journal of Bio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4, 136(9): 091004. DOI: 10.1115/1.4027873. [17] MAO H J, UNNIKRISHNAN G, RAKESH V, et al. Untangling the effect of head acceleration on brain responses to blast waves [J]. Journal of Bio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5, 137(12): 124502. DOI: 10.1115/1.4031765. [18] DU Z B, WANG P, LUO P, et al. Mechanical mechanism and indicator of diffuse axonal injury under blast-type acceleration [J]. Journal of Biomechanics, 2023, 156: 111674. DOI: 10.1016/j.jbiomech.2023.111674. [19] SARVGHAD-MOGHADDAM H, REZAEI A, ZIEJEWSKI M, et al. Correlative analysis of head kinematics and brain’s tissue response: a computational approach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of blast TBI [J]. Shock Waves, 2017, 27(6): 919–927. DOI: 10.1007/s00193-017-0749-1. [20] VERSACE J. A review of the severity index [C] // Proceeding of the 15th Stapp Car Crash Conference. San Diego: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1971: 771–796. DOI: 10.4271/710881. [21] CAMPOLETTANO E T, GELLNER R A, SMITH E P, et al. Development of a concussion risk function for a youth population using head linear and rotational acceleration [J]. Annals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20, 48: 92–103. DOI: 10.1007/s10439-019-02382-2. [22] NEWMAN J A, SHEWCHENKO N. A proposed new biomechanical head injury assessment function-the maximum power index [R]. SAE Technical Paper, 2000: 362. DOI: 10.4271/2000-01-sc16. [23] TAKHOUNTS E G, HASIJA V, RIDELLA S A, et al. Kinematic rotational brain injury criterion (BRIC) [C]//Proceedings of the 22nd Enhanced Safety of Vehicles Conference. Washington: NHTSA, 2011: 1–10. [24] KIMPARA H, IWAMOTO M.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predictors based on angular accelerations during impacts [J]. Annals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12, 40: 114–126. DOI: 10.1007/s10439-011-0414-2. [25] LOCKHART P, CRONIN D, WILLIAMS K, et al. Investigation of head response to blast loading [J]. The Journal of Trauma: Injury, Infection, and Critical Care, 2011, 70(2): E29–E36. DOI: 10.1097/TA.0b013e3181de3f4b. [26] SHRIDHARANI J K, WOOD G W, PANZER M B, et al. Porcine head response to blast [J]. Frontiers in Neurology, 2012, 3: 70. DOI: 10.3389/fneur.2012.00070. [27] SINGH D, CRONIN D S, HALADUICK T N. Head and brain response to blast using sagittal and transverse finite element model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14, 30(4): 470–489. DOI: 10.1002/cnm.2612. [28] 马伟杰, 郝烨, 刘志新, 等. 中国中等尺寸成年男性人体测量学特征参数研究 [C]//2021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集(4). 上海: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021: 6. DOI: 10.26914/c.cnkihy.2021.029515. [29] 李向东, 杜忠华. 目标易损性 [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44–49. [30] 卢芳云, 李翔宇, 田占东, 等. 武器毁伤与评估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120–123. [31] QI Z Z, LIN Y L, LIANG W, et al. Explosion power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energy ab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xpansion tube structur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act Engineering, 2024, 186: 104886. DOI: 10.1016/j.ijimpeng.2024.104886. [32] PRZEKWAS A, GARIMELLA H T, TAN X G, et al. Biomechanics of blast TBI with time-resolved consecutiv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oads [J]. Military Medicine, 2019, 184(S1): 195–205. DOI: 10.1093/milmed/usy344. [33] DIONNE J P, LEVINE J, MAKRIS A. Acceleration-based methodology to assess the blast mitigation performance of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helmets [J]. Shock Waves, 2018, 28(1): 5–18. DOI: 10.1007/s00193-017-0737-5. [34] ZHANG L Y, YANG K H, KING A I. A proposed injury threshold for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J]. Journal of Bio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04, 126(2): 226–236. DOI: 10.1115/1.1691446. [35] KING D, HUME P, GISSANE C, et al. The influence of head impact threshold for reporting data in contact and collision sports: systematic review and original data analysis [J]. Sports Medicine, 2016, 46: 151–169. DOI: 10.1007/s40279-015-0423-7. 期刊类型引用(0)
其他类型引用(4)
-